中国科幻最缺的不是想象力

年初《流浪地球》大获成功,很多人欢呼“中国科幻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”。暑期档科幻电影《上海堡垒》票房不如预期,又让不少人心生悲观,觉得科幻片前路漫漫。悲喜之间,既反映出人们对科幻文艺的高度期待,也折射出中国科幻文艺离“高峰”尚有距离。

自古以来就有想象的传统

文学、艺术是展示人类想象力的绝佳媒介,而幻想类文艺则将人类想象力推向了极致。可社会上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,认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,理由是美国拍出了大量科幻大片,经常能大胆想象未来,而中国的科幻大片却屈指可数,荧屏上到处是古装剧,多是追溯过去,而不是想象未来。

这种观点似是而非!虽然中国科幻文艺起步较晚,与一些国家存在差距,但中国人从不缺乏想象力,中国文艺更是自古就有想象的传统。

居住在华夏大地上的各族人民世代沿袭着“万物有灵”的神话思维,这种思维不仅反映在有文字记载的文艺作品中,形成了从《山海经》到魏晋志怪小说、唐传奇、明清神魔小说的基本脉络,更渗透在“嫦娥奔月”等经由口头传播的民间故事、地方戏曲、说唱文学中。

新时期的文学更是一边吸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精髓,一边翻刨中国古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的沃土,最终形成了以寻根文学、西藏小说、新笔记小说为主线,以韩少功、莫言、贾平凹、扎西达娃等作家为主将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,其主要特征便是打破现实与虚幻的界限,将神奇、怪诞之事当作“真实”来写,以此反映“神奇现实”。

科幻文学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,在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艰难地寻求“本土化”策略。1993年,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的再次改版,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“跨世纪20年”正式开启。在这20年里,“何慈康松”(何夕、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)作为领军人物,引领着中国科幻文艺的走向。2015年,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《三体》斩获“雨果奖”,这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首次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。

“四大天王”之外,以星河、潘天海、柳文扬为代表的70后科幻作家群凭借多样化的题材创新,拓宽了中国科幻文学的边界。2005年之后,80后作家群更是以自信的姿态接替70后科幻作家,开始真正“中国化”的科幻创作,代表人物陈楸帆、飞氘、夏茄等都致力于寻求中国传统文学、民间神话与现代科幻小说的融合。

中国科幻电影尾随着科幻文学一路走来,跌跌撞撞。从20世纪30年代的生涩尝试,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勇敢探索,直至1980年,上影厂推出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。其后又出现《霹雳贝贝》《大气层消失》等科幻影片。2019年初,国产科幻大片《流浪地球》更是成为“爆款”。虽然很多国产科幻电影存在着科普意味浓、视觉效果差的毛病,但创作者无一不在放飞想象力的翅膀。因此,中国人从不缺乏想象力,并且在文艺领域存在幻想传统,这正是国产科幻文艺必将强大起来的基础。

民族化、本土化探索是未来出路

同为舶来品,科幻比魔幻现实主义经历的“中国化”过程要漫长、繁复得多。科幻小说自晚清传入中国至今,已达百年之久,科幻电影从1938年的《六十年后上海滩》算起亦逾八十载,但中国科幻文艺长期陷入模仿的窠臼难以脱身,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,在70后科幻作家的作品中仍处处可见欧美科幻风格的顽固烙印。文学如此,作为后发者的科幻电影亦然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国产科幻电影从故事到技术,都由内而外地追随好莱坞模式。

可喜的是,在科幻小说界,80后作家群已意识到民族化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科幻作家兼评论家夏茄(本名王瑶)专门撰文讨论当代中国科幻文艺的民族化问题,“不是只有清宫、点穴、红高粱、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,神舟飞船、玉兔、科学发展观,也都是中国特色”。这种文化自觉深刻地影响到她的科幻小说创作。自开始创作,夏茄便保持“民族化”的美学立场,其小说《汨罗江上》和《百鬼夜行街》分别是对屈原故事和《聊斋志异》的互文式改写,《2044年春节旧事》以中国人过年为主题,完全摆脱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,“尝试写点有关中国老百姓的小故事”。同为80后的飞氘,十分青睐鲁迅《故事新编》的写作手法,将其化用到自己的科幻小说写作当中,在中国传统神话与现代科幻小说之间寻找契合点。其他80后作家的作品,如长铗的《昆仑》、张冉的《晋阳三尺雪》、罗隆翔的《山海间》等也都在实践这种民族化的创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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